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跳出“現代化陷阱” 實現探索性發展

責任編輯: 作者: 發布時間:2018年02月11日 點擊數: 字號:

作者:夏錦文,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、院長、教授。

文章來源:《群眾》

省委書記婁勤儉強調,要把江蘇放在世界發展的大格局下來審視,找準特色優勢和短板不足,特別是要加強對如何跳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“中等收入陷阱”“塔西陀陷阱”這三大陷阱的研究思考,積極化解發展起來后可能會先行遇到的矛盾和問題。上述三大陷阱是“現代化陷阱”在特定階段、特定領域的具體表現,有著共性規律與特征。江蘇需要對“現代化陷阱”問題進行前瞻性研究,實現探索性發展,既為江蘇區域現代化保駕護航,也為全國現代化積累經驗、提供樣本。

跳出“現代化陷阱”勢在必行

堅守底線思維、確保不犯顛覆性錯誤的戰略之舉。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,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。這是發展的底線要求。“現代化陷阱”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重大制約因素,一旦陷入其中,就可能導致現代化進程停滯甚至中斷。這是我們要堅決避免的局面。因此,對“現代化陷阱”問題必須加強研究,掌握其內涵特征、運行規律,有的放矢加以防范,力爭做到心里有底、胸中有策,手上有方案、實踐有成效。

馴服“灰犀牛”、突破現代化“高壁壘性”的應對之道。現代化具有極強的“高壁壘性”,有著嚴苛的淘汰機制和自我篩選機制。從傳統社會深陷“馬爾薩斯陷阱”到經濟起飛階段跨越“低水平均衡陷阱”,從在全面小康基礎上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到邁進現代化門檻之后遭遇新的“現代化陷阱”,通向現代化之路必然會面臨風險和挑戰。可以說,“現代化陷阱”不是現代化進程中偶發的“黑天鵝”事件,而是大概率遭遇的“灰犀牛”,未雨綢繆、探索性研究是唯一選項。

前瞻性破題、為全國現代化探路的歷史自覺。現代化既是全球化現象,也是本土化和區域化實踐。在若干優勢區域先行探路、鍛造現代化核心區是各國現代化的基本規律。江蘇現代化基礎條件相對較好,擁有國家層面唯一以現代化命名的建設示范區。全國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,江蘇不僅要向上攀升引領國家現代化的“高度”,也要跳出陷阱筑牢國家現代化的基底。

“現代化陷阱”的類型與特征

因深層次改革難以突破落入“轉型陷阱”,導致體制僵化、矛盾集聚。現代化是一場競逐世界發展前沿水平的“馬拉松”,不同階段的過渡地帶往往伴隨“轉型陷阱”。典型的“轉型陷阱”有兩類:一是傳統現代化路徑被鎖定。一些原本有效的發展模式在能量衰減之后,未能轉型為與現代化更高階段相匹配的新動力機制,從而成為“現代化陷阱”的推手。例如,日本的模仿創新,在傳統工業化范式中釋放出驚人能量,但20世紀90年代全球經濟技術范式一經轉變,日本即深陷轉型困境,而以原始創新見長的美國則締造出“新經濟”奇跡。二是過渡性體制因素定型化。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,出臺了一些向特定群體、特定領域傾斜的特惠政策以及壓低部分要素資源價格、壓縮公共服務供給、忽略社會保障、生態成本外化等過渡性政策。這些特殊的制度安排在完成歷史使命后須及時改革調整,但在各類利益交織等復雜因素制約下,根本性改革難以實施,導致過渡性體制因素定型化,使現代化喪失繼續前進的體制支撐。

因缺乏持續創新力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,向上遭遇“高收入之墻”。從中等收入階段轉入高收入階段是現代化的基本標志,但這一轉變并非易事。2016年,江蘇人均GDP超過14000美元,達到世界銀行界定的“高收入”標準(12736美元),但仍面臨跳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這一“頂真問題”。從拉美、東南亞等國經驗教訓看,跳出“中等收入陷阱”要把握三個關鍵點:一是恰當的政策選擇。面對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增速的規律性下降,是如韓國順勢推進“減速轉型”,或如智利堅持市場化和開放取向、政府審慎干預、加強社會保障,還是強化制度扭曲保護本國落后產業、落后企業,或片面刺激消費忽視供給側改革,不同的政策選擇直接導致現代化錦標賽的分化。二是效率與公平的再平衡。如果說早期為效率而犧牲公平有不得已之處,那么,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后,如果再搞“排斥性”增長,不僅會引致有效需求不足的“凱恩斯困境”,更會進一步弱化競爭力。在這一階段,強化公平性,實行包容性增長有了更強的物質基礎,也有利于擴大內需、遏制全要素生產率下滑態勢,提升潛在增長率。三是增長方式整體性、實質性轉入創新軌道。持續創新力不足是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根本原因,但持續創新力無法通過引進模仿獲得。當創新日益重要的時候,增長相關的知識、技術和資源組合方式等必須通過反復試錯才能獲得。為此必須培育容納創新主體自由生長、創新活動持續涌現的創新生態。

因公權力缺乏公信力落入“塔西佗陷阱”,社會內耗嚴重,難以有效治理。良好的社會治理、富有彈性和秩序的社會環境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,其中政府能否有效作為至關重要,而政府能否贏得民眾信任更是其中關鍵所在。這也是“塔西佗陷阱”指向的重大問題。“塔西佗陷阱”的典型情景有三種:一是公器私用,權力異化,滋生尋租腐敗,引發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逆淘汰,讓民眾對公權力“不能信”;二是公權力消極無為,不愿直面社會矛盾,不能破解社會難題,讓民眾對公權力“不敢信”;三是公權力治理能力不足,缺乏對社會新生問題的駕馭力和引領力,如疲于應對社會碎片化、虛擬空間治理等新生問題,讓民眾對公權力“不愿信”。公權力一旦失掉公信力,不僅重建難度巨大,而且會形成“民眾不信任—社會整合成本高—政策無法執行—社會矛盾加劇—民眾更加不信任”的惡性循環。

因落后腐朽文化泛濫落入“負能量文化陷阱”,引發文化危機、道德危機、社會危機。先進文化是現代化的強大動力。相反,落后腐朽文化則侵蝕現代化的根基,成為“負能量”來源。“負能量文化”有兩類典型:一是落后于時代的沒落文化。拉美國家普遍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有一個重要文化誘因,即發端于天主教倫理、被大莊園制所強化的“厭惡體力勞動、賺錢、技術技能和非人文主義知識”的文化傳統。二是具有傳染性的消極腐朽文化。在前現代化階段,古羅馬衰亡被認為與道德衰敗直接相關。在世界現代化史上,不乏因腐朽文化泛濫導致社會危機的情況,這從西方“迷惘的一代”“垮掉的一代”中可見一斑。

因與霸權守成國激烈沖突落入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使現代化進程遭受重大挫折。統計顯示,5個多世紀以來,新崛起大國挑戰現有大國的案例共有15個,其中有11個以戰爭告終,這表明“修昔底德陷阱”并非妄斷。但究其本質,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出訪美國時指出的:“世界上本無‘修昔底德陷阱’,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,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‘修昔底德陷阱’。”中國跳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的關鍵:一是履行大國責任,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;二是與美國構建“不沖突、不對抗、相互尊重、合作共贏”的新型大國關系;三是提升中美相互依存度,讓中美利益共同體更加穩固;四是建設性管控分歧,將沖突點轉化為合作點。

謀劃前瞻性舉措跳出“現代化陷阱”

加強風險管控,打造具有高度韌性、彈性和包容度的現代化核心區和力量中心。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。風險活動有一條鐵律,除了不可預知的重大自然災害,幾乎所有的風險都可識別、可預防、可控制,關鍵在于是否有足夠的風險意識和風險管控能力。認識不到風險才是最大風險。“現代化陷阱”是高能級風險源,應對之道唯有正視風險,加強研判,做好預防,推動從傳統的應急管理轉向風險管理,從單純的事中應對轉向事前預警、事中防控,不斷增強現代化風險管控力,牢牢掌握應對“現代化陷阱”的主動權。

注重長期戰略規劃,在不確定的未來推進可持續的現代化。世界上領先的現代化國家特別是處于領先位置的城市,都高度重視長期的戰略規劃,謀求在未來競爭中先人一步。美國國家委員會早在2006年就發布《美國2050》,紐約市政府2015年發布《2050紐約:規劃強大和公正的城市》,《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(20172035年)》對上海“建設卓越的全球城市”進行遠期規劃,《北京城市總體規劃(20162035年)》貫通歷史現狀未來,統籌人口資源環境,讓歷史文化與自然生態永續利用,同現代化建設交相輝映。黨的十九大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作出了戰略部署,“強富美高”新江蘇是習近平總書記為江蘇描繪的發展藍圖,是引領江蘇區域現代化的頂層設計。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,江蘇必須按照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的部署要求,在提升全面小康質量水平的基礎上,對如何走好區域現代化之路進行富有探索性、引領性和可落地的長期戰略規劃。

鍛造重大創新引擎,以改革創新再突破帶動現代化動力再升級。改革創新是跳出“現代化陷阱”的根本途徑。對此,各界早有共識,關鍵是找準改革創新再突破的切入點,聚力鍛造一批支撐現代化的重大創新引擎。江蘇可重點推進兩大突破:一是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的突破。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要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。江蘇在國家戰略部署中要主動作為,把握工業強國建設中的江蘇定位,結合“一中心、一基地”建設,在若干區域集聚創新企業、創新要素、創新資源,力爭建成一批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,打造我國建設制造強國的核心承載區。二是新經濟的突破。新經濟具有極強的集聚性,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明顯,在行業中通常由少數“頂級掠食者”控制核心資源及價值分配;在區域中則形成少數頂級城市掌控核心資源配置權的寡占效應。江蘇必須在新一輪新經濟浪潮中培育差異化競爭優勢,謹防陷入“一步落后、步步落后”的追趕者困境,直接影響區域現代化的質量水平。

推動“共建共治共享共富”,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,消除因社會緊張引發的系統性風險。共建,核心是激發人的主動性創造力,著力破除妨礙勞動力、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,更好把江蘇人才優勢轉化為現實發展優勢。共治,要義是在黨的領導下調動各方積極性,完善黨委領導、政府負責、社會協同、公眾參與、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,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專業化水平。共享,重點是政府履職盡責,在初次分配領域著眼于創造政策環境,讓每個人享有公平的培育人力資本、從事就業創業和獲得公共服務的機會;在再分配領域合理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并調節初次分配結果,保護弱勢群體權益。共富,本質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。共同富裕是現代化的基本內涵,江蘇在區域現代化上先行探索,必須在促進共同富裕上找到切實可行的路子。

在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中發展先進文化,提高江蘇的社會文明程度。文化是影響地區發展的“慢變量”,卻也是最基本、最深層、最持久和最具有決定性的力量。江蘇發展先進文化,建設“社會文明程度高”的新江蘇,要把握三個關鍵點:一是發展創新文化,挖掘、激活蘊藏在江蘇悠久文脈中的創新特質,提煉、升華江蘇新時期蓬勃興起的創新實踐。二是涵養道德文化,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抓手,汲取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世界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進步文化,營造良好的文明風尚、精神風貌、人文氛圍,著力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。三是升華思想文化,增強對異質性文化的包容、對新事物的接納、對創新失敗的寬容,形成海納百川又不失主體性的區域文化新特質。

更高定位融入全球化,為我國跨越“修昔底德陷阱”貢獻江蘇力量。我國跳出“修昔底德陷阱”,江蘇可發揮重要作用。一是助力中美經貿合作發揮“壓艙石”作用。經貿合作是中美交往的“壓艙石”。江蘇在中美交往史上有著獨特地位,是美國企業投資較多的地區之一,開放的江蘇為中美合作提供了巨大空間。2016年江蘇對美出口4753.2億元、進口811.7億元,規模位居全國前列;2017年前三季度,江蘇對美出口增速達22.5%,顯示江蘇對美經貿合作的強勁勢頭。二是為中美人民友好交往增添江蘇元素。人民交往是中美關系的另一塊“壓艙石”。江蘇與美國在經濟、科技、教育、文化等領域有著廣泛的人員交流,可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夯實民心之基。三是為中美理性競爭合作提供示范。江蘇經濟深度嵌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,推進產業轉型升級一方面與美國企業會形成正面競爭,另一方面也在更高平臺上開辟了中美深入合作空間,江蘇企業可在與美國企業理性競爭、合作共贏上探索更多成功范例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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